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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此外，所涉及到的很多领域也较为专业化，如养老金的计算、工伤伤残等级的认定等等，都倚赖于专业知识以及信息，普通公众可能缺乏足够的知识背景来对这些信息加以鉴别和把握，这也意味着对于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主体而言，说明理由、信息公开等义务应当给予更多强调。对于相对人而言，首先或主要接触的却只是基层社会保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社会工作者。

在纵向和横向的信息交流上，都需要相应的信息通报、信息共享等制度的建立。进入专题： 社会保障政策 政策执行 政策目标 程序法理 。另可参见高秦伟：《论社会保障行政中的正当程序》，《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4期，第88-97页。造成这一研究现状和现实问题的原因，大体是由于社会保障政策的很多实体制度设计目标仍然未实现，程序问题很容易被遮蔽于实体目标之后。这是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领域，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32]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第129页。即使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社会政策领域也无法单纯地依靠正式程序，原因是正式程序会需要更多的成本，冗时且需要大量人力，因此从域外法的经验来看，也开始重视和强调非正式程序。对于征收征用以外导致民事权利取得与行使被限制的公法措施，例如限制商品房与机动车交易、机动车限行、临时性停业等，也应通过立法对其相关公益性目的的内涵进行阐明。

也正因此，《民法总则》二条在对平等民事主体的列举中并未规定国家，第三章第四节特别法人中也不包括国家。[74]《民法总则》未对权利冲突问题予以规制，其一百三十二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并不适合作为解决权利（利益）冲突的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更是实质性提高了宪法在未来的规范实效，推动我国宪法由政治宪法向规范宪法转型。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的规定，则形成了对民事权利与其他利益区分保护的格局。

这是否给以规范性见长的民法典保留宪法功能以理由？对此，有学者认为：如果民法典编纂走得再远一点，还应当有一点野心，那就是发挥一定程度的宪法功能。这要求法官对所选用的一般条款进行高于该条款本身的民法含义的政策阐释与价值论证。

（二）关于物法中典型制度的现实宪法功能 1.国家所有权的现实宪法功能 《物权法》在第五章集中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在民事生活中，被名义平等掩盖的实质不平等主要有两类：其一，民事主体利用垄断性实力或特殊权利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引起与公权力侵害基本人权类似的加害效果。在此种情况下，还须考虑如何防止对农民转变户口进行过度补偿而形成对缺乏农村地权分享渠道的原市民阶层新的不公。这一思路被《民法总则》继受，由此更淡化了对结社自由的行为模式引导功能。

[41]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这种情况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编纂中被再现。二、现代民法典现实宪法功能的整体丧失 （一）正式宪法的功能构成 不同于公私领域交错、小国寡民与民族单一的古典市民法时代，在现代社会，人口等各种社会要素规模剧增，国家高权与社会自治分化角力，民族多元融合与阶层分化对立，大国实力输出引发对资源的国际争夺，政府更迭引起政治目标短期化与长期国运之间的矛盾，上述情况导致现代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解构压力。这将进一步松懈对民法适用所遭受的公权力干涉的宪法约束，疏失对公权力借助私法技术遁入私法、逃避公共义务的宪法规制，造成民法典本身规范功能的弱化。

[39]但笔者认为，此类论述恰恰证明，现代民法典缺乏保障市民社会价值实现的自足手段。民法应搁置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攀比，与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一道，汇入根据宪法、实施宪法的功能路径中，以提升国家整体的法治文明水平。

国家机关在履行公职中对市民社会中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的拒绝保障与主动侵害，无法通过在民法上宣告为侵权与违法来限制与扭转，而只能转化为对国家机关的有关行为是否违反了其保障民事权利运行环境的宪法义务的宪法审查问题。这些一般条款构建了统摄民法典规范全局、浓缩民事生活全貌的价值体系，为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正确解释与适用具体条款提供了充足的备选项。

[10]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宪法功能——超越宪法施行法与民法帝国主义》，《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41页。例如，《民法总则》一百零九条规定的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即为一般人格权。四、我国民法典的宪法实施法功能的展开 在现代社会，在与正式宪法的功能关系上，无论是民法典整体，还是其中的具体规范，都只能处于宪法实施法的功能定位上，依靠宪法进行价值印证、效力支持与合宪性引导。[11]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01页。[47]参见注[22]，第116页。[12]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城邦描述为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结合体，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

宪法解释论还可发展出其他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如发展权、知情权、健康权、环境权、迁徙自由等。[66]具体而言，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民法典中的规范效力包括三方面。

但宪法列举的基本权利未必能在民法中寻获同名或近名的民事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等。一般人格权与《德国民法典》上列举的各种具体人格权是两种互不包容、互不隶属的权利类型，两者之间既不存在归纳抽象关系，也不存在创设依据关系。

这一度给各种征收理由混入公益性口袋以可乘之机。第三，促使国家机关积极正确地开展民事立法与适用，履行尊重民事权利的宪法义务，促使相应违宪责任客观化。

全民所有是基本经济制度，不具有规范效力。但是，上述制度又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公、私法律部门的交叉调整问题，实质上可能发挥以私法技术化约、包装公权力机制，使公权力隐蔽介入民事生活的制度通道功能。对此，更具参照意义的是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的制度生成与实施经验。它造成的法体系风险是：一方面，希望限制国家政治扩张。

[30]同时，以提取公因式见长的民法典编纂及民法教义学，也对晚近宪法的概念体系、宪法教义学及其规范法学品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与参照作用。但是，这种民事权利因其宪政价值而被叠加赋予宪法权利属性[52]的过程，既未确立通过民事诉讼追究公权力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也未赋予作为私权的隐私权对抗公权力的基本权利效力。

徐国栋教授认为，把民法与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开启了民法的财产法转向，给财产关系加上‘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之定语是一个退步,因为这样限缩了财产关系的范围。统筹各部门法的实施，等等。

这种作用已由私法的基础转化为公法的核心。《物权法》中的国家所有权规范对宪法有关条款的照搬，不仅没能实现国家所有权的所谓现实宪法功能，反而造成宪法上的全民所有在与私法上的所有权技术的机械结合中被后者掩盖与消解，造成宪法对公共财产的公法部门与私法部门分工调整的统筹协调，矮化为公共财产被几乎全部纳入私法上的所有权客体范畴的单边调整格局，而现代公物法迟迟不能获得系统建构。

[20]参见［意］乔万尼·罗布兰诺：《帝政时期的大共和国——优士丁尼〈国法大全〉中的共和学说：〈学说汇纂〉第1卷第2、3、4题》，肖俊译，薛军校，载［意］桑德罗·斯奇巴尼、徐涤宇主编：《罗马法与共同法》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131页。对于与一般民事权利形成冲突与限制的公共利益，必须明确其具体内涵，正确处理相关的冲突。早在被近代成文宪法正式与集中表达以前很久，宪法就以现实宪法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存在了。因此，原告针对被告的缺乏民法典上的请求权基础的民事诉请，转变为针对联邦最高法院所代表的国家司法机关的宪法诉愿，要求其通过弥补民法典上人格利益类型化的漏洞履行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

[44]因此，童之伟、林来梵等学者将民法是私法根本法、社会宪法、真正的宪法之类的说辞批为幻影，与事实不符，[45]认为它们多带有一种通假的修辞色彩，[46]是社会学上的说辞，不能被纳入规范领域作为定论。[1]然而，在正式宪法登上历史舞台后，对民法的超部门法定位容易造成其与宪法的功能冲突。

按俄罗斯联邦私法委员会主席苏哈诺夫的说法，以民法典制定为契机，实现私法复兴在国家政策中的优越地位、私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优越地位。第三，针对《物权法》五十七条，严格限制国家所有权的收益权能，限制国有财产过度资产化与市场化，防止国家税、费借道私法上的所有权收益权能，逃避税收法定原则。

[69] （二）民法典实施宪法的任务关键点 1.通过《民法总则》中的一般条款对宪法上的一般规则进行正确转介适用 《民法总则》须为民事司法具体裁判规范的形成提供类型充足、目的性与引导性明确的一般条款体系。《民法典·物权编》应细化公共利益的类型，或明确其认定标准与程序。